中国人是重名的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。中国人的名也是复杂的，姓名之外，还有字号，比如三国人物，姓关名羽字云长；再比如水浒人物，姓林名冲，绰号“豹子头”。文人免不了舞文弄墨，于是就有了笔名。笔名的出现，有的是为了躲避文网之灾，鲁迅的许多笔名就是为此而起，但更多的则是为了追求风雅或者附庸风雅。 

　　《红楼梦》里，大观园成立“海棠诗社”，首先是黛玉提议：“既然定要起诗社，咱们就是诗翁了，先把这些‘姐妹叔嫂’的字样改了，才不俗。”李纨马上附和：“极是。何不大家起个别号，彼此称呼则雅。”别号也就是笔名。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的响应。起笔名本无一定之规，大观园中人通常是以居住地来命笔名的，如林黛玉住在潇湘馆，就被探春姑娘命名为“潇湘妃子”，薛宝钗住在蘅芜院，就被李纨女士封为“蘅芜君”。就是不大做诗的李纨、迎春、惜春以及后补的史湘云，也分别起了“稻香老农”、“菱洲”、“藕榭”和“枕霞旧友”的笔名。 

　　其实，大观园这些诗人或准诗人，她(他)们的笔名虽然花样百出，但最值得研究的还是贾宝玉的笔名。虽然他的正式笔名，其命名规则也同他人一样，叫做“怡红公子”，但在开初，薛宝钗倒是为他起了两个很别致的笔名，一个叫“无事忙”，一个叫“富贵闲人”。宝姑娘还特意作了注释，“天下难得的是富贵，又难得的是闲散，这两样再不能兼有，不想你兼有了，就叫你‘富贵闲人’也罢了。” 

　　宝钗称宝玉为“无事忙”或“富贵闲人”，并非毫无根据。诗社成立前夕，贾宝玉“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情游荡，真把时光虚度，岁月空添。”由此可见，这“富贵闲人”主要体现了这个膏粱子弟锦衣玉食、呼奴唤婢、养尊处优、空虚无聊、饱食终日、无所用心的人生状态。其实，优越的物质条件，富足的生活境遇，既能使人沉沦，也可使人释放。由劳而富，由富而闲，大概是一种规律，这其中的关键是生产水平的提高与剩余产品的增加。衣食终生无忧，不需竟日劳作，这就为解放人的情感、智慧创造了前提。富而且闲，固然可能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斗鸡走马，骄奢淫逸。同样，也只有富而且闲，才有可能产生琴棋书画、诗词戏曲、建筑审美、体育竞技。书中称宝玉“潦倒不通庶务，愚顽怕读文章”，其实也是偏颇的，他“不通”的是官场应酬的“庶务”，他“怕读”的是仕途经济的“文章”，在此之外，他也与各色人等交往，他也翻阅古文词赋。正因为这样的雨滴露润，耳濡目染，他对社会和人生才产生了独立的思考与判断。这不仅可以使得宝玉对“文死谏、武死战”这类封建社会的正统体制进行自觉的批判，也导致了他对厕身其间的封建秩序不自觉的消耗与背弃。他的离家出走，他的削发为僧，正是这种“自觉”与“不自觉”的必然结果。 

　　文学也是如此。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，终日为生计奔波，毕生为口腹忙碌，也可能产生文学上的“杭育杭育派”，却不可能产生《红楼梦》这样的高端批判作品。富足的生活条件，解除了生活的羁绊，跳脱了发展的樊篱，使人摆脱了物质劳动的束缚与局限，却又为人们从事精神劳动提供了可能与条件。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是统治阶级的哲学，然而，生产技术的提高，确能改善人的生存处境，解放人的发展潜能。假如宝玉也像石呆子一样经商糊口，也像狗儿一样务农养家，他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吟咏什么海棠和菊花，哪里还会凄楚哀婉地赋诵什么《芙蓉女儿诔》。文学固然来自生活，但文学并非生活的摄影或复制。有“钱”且有“闲”，既“富贵”且“闲人”，对于普通人当然只是奢望。虽然曹先生后来“茅椽蓬牖，瓦灶绳床”，但他毕竟亲历过“锦衣纨裤之时，饫甘餍肥之日”；虽然他有愧于“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负师友规谈之德”，但他毕竟曾经拥有过享受“教育”与“规谈”的优越条件。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和条件，《红楼梦》这部伟大作品的问世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