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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名是源于对新生活的向往<<返回

名字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,甚至是他灵魂心理的一部分。有了名字,我们才真正地存在。有了名字才有真正地生活。

  有人改名,不一定是因为原名封建、鄙俗,而想根据工作社交的需要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好名字。比如有的女孩子觉得萍、花、芳等不够高雅,而且叫者又多,便决定换个新名字,或者把名字中的这类字眼去掉,留下另一个意蕴丰富的年,孙中山殷切希望国泰安民,天下太平,就为其改名孙治平,“治国平天下”之意。次孙生于1915年,孙中山有感于治国须先求平安,再求强盛,强国方能站脚,天下无敌,故为其改孙治强。

  70年代末,因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而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,原名彭家睦,兄弟五人,其父给他改名“家睦”,希望一家团结和睦。1956年,他自幼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,并要求从上海调到新疆工作,他下决心正式改名为“加木”。他说“加木合起来就是‘架’字,我要在上海和新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,跳出小家庭到新疆去,为新疆建设添材加木。”名字的改动虽微,但充分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献身祖国建设的情怀。

  因为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名字多由父母、亲朋所取,不足以反映本人的意趣与追求,因此,本人为了更直接袒露自己追求理想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决心,或者表露自己性情爱好的雅趣,常自己为自己取个新名。延安时期的“五老”之一,教育家徐特立,原名徐懋恂,又名徐立华,青年时期乘船去衡山,见十余名同舟之人一路对船工态度蛮横,他对此极感不平,乃自诫自己若能中举及第,只当教员,不当欺压百姓之官,并取“特立独行,高洁白守。不随流俗,不入污泥”之意,改名为徐特立。又如解放后出生的青年作家莫伸,原名孙树淦, 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到陕西插队,业余学习写作,当发表处女作《窗口》时署名“莫伸”,取自陈毅元帅的诗句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”。既表示对陈毅同志的敬重与钦佩,又是对自己的警戒与激励。

 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。生意场上和情场上的斗争越来越复杂,关于名字的故事也越来越多,金狮改名金利来是最庸俗的例证,这样的例证却恰恰是改名的主流。风水先生赵丹青说,来他这里寻求改名字的,90%的是生意上的失意者和情场上的失败者。

  “我就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自信,其实我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,告诉他们原来名字的不合理之处,说出道理来,再告诉他们一个新名字的道道,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心理重构的过程,帮助他们从本我出发,寻找超我。”

  说到底,起名无外乎一个有理有据的规则,我们本来无一物而来,却带着这个东西离开,世界的繁华或衰败哪怕再和这具肉身无关,某个家族,某个延续数千年的家族却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暗暗加上一点。
  
  改名最大的意义是一种“能量的重新积蓄”和“心理暗示”以及“潜意识”的激发,是自信心的重新建立,是重新点燃的希望之明灯。也让你有一个新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