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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名在姓名学中的现代意义与精解<<返回

凡人必要取名,取名必分姓与名,姓名既是人的符号,又是人们彼此相区别相联系的一个记号。自古以来,人们对自己姓名十分珍视,我国的姓与名,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,才发展到了今天人们所惯用的姓名。在我国古代,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姓与名的,而是先有姓氏,后有名、字、别号等。

  古人说:“赐子千金,不如教子一艺;教子一艺,不如赐子好名。”确实是这样。中国人历来讲究取名。中国人重视名字并非无缘无故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名字在人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,并非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。

  作为一个符号的姓与名,虽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,但它却一直带有时代的信息,铭刻着文化观念,留下了家族血统的烙印,凝聚着父母对孩子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,隐寓着不同的理想抱负、情趣、爱好与目标追求,它对人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名字是家庭教育的起步,是父母对孩子人生前景的信息密码的锁定,是强化个人愿望或社会责任的“固化剂”。灌注着人生信念的名字,将规范、作用和影响着人的一生。

  自古以来,人们就非常重视取名。古代贤哲尹文子说过:形以定名,名以定事,事以验名。这就是说,观察辨别事物、人物必先定名而后才可以成事。荀子也曾说:“名有固善,径易而不拂,谓之善名。”意思是说:名有完善之名,平易好懂而不被人误解之名,可以说是好名。为了起一个好名,年轻的父母总要翻开厚厚的辞海、辞源,搜肠刮肚,绞尽脑汁,试图为自己的宝贝起个好名字,正如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所说:“一名之立,旬月踟蹰”。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,名字甚至可以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。清代同治七年,时逢全国科举考试,江苏考生王国钧,名列前茅,荣幸参加殿试,本为一等,因慈禧太后见他的名字与“亡国君”谐音,大为不满,马上下旨降为殿试三等。王国钧被发往安徽任知县,又被议改任教职,在山阳县任教官20年,才以才干卓著被选任云南某县令,未上任便去世。清代光绪三十年,直隶人刘春霖参加科考名列进士三甲末等,因其名“春霖”有春雨之意,再加其姓与“留”谐音,很受慈禧太后青睐,她认为此人名字吉祥,符合自己恩泽永垂的心境,便下旨将刘春霖拔为甲等第一,成为清代最后一名状元。

唐代诗人李贺,也因受父亲名字的牵连而身受其害。才华横溢的李贺在准备参加全国大考之时,有人诋毁他,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,而“晋”与进士的“进”同音,是犯讳的。李贺遂不敢去应试。更为惨烈的是,清代雍正年间的礼部侍郎查嗣庭,仅因牵涉帝王之名,终至家破人亡,惨不忍睹。他出任江西考官,取《诗经》中“维民所止”一句为科考试题,竟被人诬为心怀叵测,暗示雍正要被砍头,其根据就是“维”字为“雍”字去掉头,而“止”字为“正”字去掉头。最后不仅自己病死狱中,而且惨遭屠尸枭首。虽然这都是在封建社会中与严格的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,但也足以见名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。要取好名,首先要名正,名正才能言顺。宋代大名士苏洵,曾为其兄正名而专门写下一篇典范之作,题目是《仲兄字文甫说》。苏洵的仲兄(二哥)名叫苏涣,字公群。苏洵读《易经》之后认为仲兄之名字不妥,建议用“文甫”来取代“公群”。苏洵在文章中论述人生哲理,倾注了他的人生信念,是一篇笔力雄健的正名之作。

  如果名字不正,言传则不顺,有时还会留下笑柄,贻笑大方。明朝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,本是一个无赖,原名李进忠,事奉宦官魏朝而改名。他与熹宗的奶妈客氏私通,因客氏之故而得熹宗信任,渐掌朝政。他广结羽翼,遍置死党,朝中排斥打击正直忠臣,朝外压迫东林名士。媚事者竟拜伏呼他为“九千岁”,各地督抚为他建生祠以祀。这样一个大奸贼,既不忠,又不贤,最后落下一个千古骂名。因为魏与未同音,魏忠贤岂能有好下场。南宋大奸臣秦桧,字会之。秦桧为人阴险,本性残忍,喜好谀言,大肆迫害忠良,冤案不可胜数,其中以陷害岳飞等最为昭彰。其所作所为,正好与他的名“桧”相吻合,“桧”是一种刺柏,浑身是刺,到处刺人。

  虽然好名配好人不是绝对的,但我们要力求名正言顺,正如儒雅风流的苏东坡所说,“世间惟名实不可欺”。现在,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中年轻的父母们为了孩子宏途无量,飞黄腾达,在名字上就开始苦思冥想、引经据典了。一个好的名字,蕴含着一种期望。

  名正是金。有了正名的意识,便可以取好名。何谓好名?虽然“见仁见智”,但有一点是大家共识的,那就是名字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,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。名字不仅仅是自我评价问题,还有一个他人审美、社会评价的问题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称,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需求,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民族认同的反映。我们应力求做到人如其名,名以正人。